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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6月，中央组织部的同志代表中央去看望了高岗的遗孀李力群，并对她说：
中央对重新审理高岗的问题很重视，组织力量用了3年左右的时间，查阅各个历史时期的500多份档案资料，对高岗同志一生有了更多的、新的认识。高岗同志为党和国家做了大量的工作，对西北、东北根据地的创建及建国之初的抗美援朝做出了很多贡献。
听到“高岗同志”的称呼，84岁的李力群激动不已，泪水涟涟。
不久后，高岗墓碑被重修，《高岗传》也经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经过《高岗传》的介绍，广大读者开始了解到高岗复杂曲折的一生。
《高岗传》评价高岗一生有五大功绩：
参与创建了西北的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
抗日战争时期连任三届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
在解放战争中为成功夺取东北立下功劳；
新中国建国初主持东北的建设；
为抗美援朝战争提供了后勤保障。
毛主席的一道命令，挽救了高岗的性命
高岗1905年出生于陕西米脂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和明末著名的农民领袖李自成是同乡。
他自幼性格活泼好动，是同村孩童中的孩子王。长大后的高岗身上颇有一些江湖草莽英雄的气息，这种性格在他的童年就有体现。
高岗13岁进入米脂县龙镇小学读书，17岁又考入了横山县第一高等小学堂，在横山一高期间，高岗结识了刘志丹、曹动之等进步学生。他的思想受到洗礼，不久后加入共产党。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高岗回到横山县，开始组织农民协会抗租、抗捐，与当地的土豪劣绅做斗争，开始了自己的革命之路。
在刘志丹、谢子长、高岗等人的领导下，历经数年的曲折艰险和逐步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初具规模。这期间，高岗的功劳当然不如刘志丹和谢子长大，但他同样为开辟这块根据地而筚路蓝缕、出生入死。
在这些日子里，高岗先后担任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政委、红二十六军政委、红十五军团政治部主任等职务，成了陕北红军的代表人物之一。
熟悉党史的朋友应该知道，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党的历史上有着起承转合，乃至存亡续绝的特殊地位。
1935年9月，因“南下北上”之争，张国焘与中央产生严重分歧，他密电陈昌浩要求武力解决，在得到叶剑英的报告后，中央率领一、三军团和中央机关连夜单独北上。
此时中央的作战部队加起来也不过4000人，实际兵力只有6个营，真可谓前途未卜，九死一生。1960年，埃德加·斯诺曾问毛主席：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毛主席回答：是1935年长征途中在草地上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
纵使见惯了惊涛骇浪、人生起伏、生生死死，毛主席依旧难忘当时的艰险。
中央红军该往何处落脚呢？
1933年，时任陕西省委秘书长的贾拓夫在去瑞金参加全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时，曾向中央汇报过陕西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情况。中央知道我们在西北有一块根据地，但在会议结束后，贾拓夫就留在了中央苏区，并和红一方面军一起走完了长征。西北的根据地在两年后是否依旧还在，谁也不知道。
1935年9月19日，红军来到哈达铺，缴获了一些书籍和报纸，在其中一张报纸上，刊登着徐海东率领红25军和陕北刘志丹红军会合的消息，报社还“贴心地”附上了一张“匪区略图”。
中央随即召开了一次团以上的干部会，决定“我们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
这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时任红26骑兵团政委的龚逢春得知消息后，立刻赶到吴起镇向中央汇报了陕甘边和陕北苏区的基本情况，尤其重点汇报了刘志丹等同志已经被捕的情况。
龚逢春同志
听到这个消息后，毛主席立刻派白区工作部部长贾拓夫以及中组部部长李维汉等人携带电台，作为先遣队去寻找陕北红军和刘志丹。
贾拓夫、李维汉在甘泉下寺湾找到了郭洪涛，确实了刘志丹等同志被捕的消息，他们电告中央后，毛主席当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派中央红军保卫局局长王首道代表中央前往瓦窑堡，接管西北保卫局，防止事态恶化。
毛主席的决策是及时的、果断的，他的这道命令挽救了刘志丹、高岗的数十位同志的性命。不久后，中央赶到瓦窑堡，对西北局的工作进行了严厉了批评，并对西北保卫局局长戴季英和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给予了严重警告处分。
12月13日，毛主席从前线来到瓦窑堡后，接见了刘志丹、高岗等蒙冤同志，这就是高岗和毛主席的第一次见面。
当时高岗在西北根据地的排位并不高，刘志丹、朱理治、郭洪涛等人都比他地位高一些，毛主席未必对高岗有什么印象；但对高岗来说，他对这次见面可以说是刻骨铭心，因为如果不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及时到来，他可能就要命丧黄泉了，而这样，也就没有后来的那个高岗了。
作为西北局头号人物，为何说高岗有机会位列开国元帅？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此时刘志丹同志已经在一年前的东征战役中牺牲，高岗便成为了陕北干部的代表人物。
在抗战期间，陕甘宁边区是中央的驻地，实际上相当于卫戍区，地位自然非同凡响，而要经营好这块地方，自然还要多多仰赖熟悉这里的本地干部，高岗的崛起依赖的就是这一历史契机。
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高岗被推举为边区参议会会长。从名义上说，参议会是边区的最高权力机关，担任议长已经是很高的职务了，更何况高岗同时还兼任了边区保卫司令和西北局书记这两项职务，可以说是西北地区党政军方面非常重要的人物。
对于高岗的表现，毛主席是非常满意的，他曾说：“虽然来到陕北已有五六年，但无论是了解情况方面，还是与这个的群众关系方面，我都不能和高岗这样的同志相比。”
高岗曾有成为共和国开国元帅的机会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红军被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当时国民党给只给了八路军3个师的编制，这三个师分别是以林彪为师长的115师，以贺龙为师长的120师和以刘伯承为师长的129师。
这个消息传来后，陕北的一些军事干部认为，115师代表的是红一方面，120师代表的红二方面军，129师代表的是红四方面军，至于陕北红军则没有代表，所以陕北红军也应该单独编成一个陕北师。
但是这个意见最终并未被采纳，陕北红军（红15军团）最终被编为115师344旅，由军团长徐海东出任该旅旅长。
如果“陕北师”真的能组建，那么高岗或者徐海东、阎红彦会顺理成章地成为该师的师长和政委，日后高岗位列开国元帅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1945年10月下旬，高岗和张闻天等人一起乘飞机飞往东北，尽管他已经离开了陕北，但那一年他还是当选边区政府参议会议长。由此看来，高岗在抗战时期的功劳和威望都是能获得大家的认可的。
从西北到东北，高岗成了东北地区绝对的“一把手”
东北，拥有13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土地，土壤肥沃，物产丰富，工业发达，战略地位十分显著。
中央看重东北，因为拿下东北，就可以使东北和冀热辽等解放区连成一片，我们便可以摆脱国民党长期来以的分割保包围，拥有一个坚强可靠的、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大后方。
国民党看重东北，因为这里是全国的工业、经济中心之一，从军事的角度来看，拿下东北便可以切断我党与苏联的联系，那时候，整个解放区便将处于国军的南北夹击之中。
当时有一句话叫：得东北者得天下。这句话并不夸张。
早在1945年5月，党的七大会议上，毛主席就高瞻远瞩地指出：
东北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域，将来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下。如果东北在我们的领导下，那对中国革命有什么意义呢？我看可以这样说：我们的胜利就有了基础，也就是确定了我们的胜利。
现在我们这样一点根据地，被敌人分割得相当分散，各个山头、各个根据地都不巩固，没有工业，有灭亡的危险……如果我们有了东北，大城市和根据地打成一片，那么，我们在全国的胜利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这年8月日本投降，国共双方对于东北地区的争夺战随即展开，延安迅速反应，朱德总司令连发三道命令进军东北，毛主席也亲自召开会议，着手派遣干部进入的东北的事宜。
高岗、张闻天、李富春等同志随即表达了自己想去东北工作的强烈愿望。他们也成为了我党第一批进入东北的高级干部。
为什么选择高岗呢？原因不难理解：我党之前在东北虽然有一定的基础，但并未形成根据地，那里的工作还需要从头干起，而高岗当年正是这样在一无所有的基础上参与创建了陕甘边根据地，他拥有丰富的根据地斗争经验。
为了增强东北的领导力量，中央最后同意让肩负着领导西北根据地重任的高岗去东北工作。
这次职务调动，中央的目的绝非是简单地让高岗从西北调到东北，而是想让他在这次战略性的决战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体现了中央对高岗能力的认可。
高岗后来常常自豪地对别人说，当年毛主席派他去东北时曾对他说：“彭真已经去了，你有创建根据地的经验，你去帮帮他。”
1945年11月，高岗到达北满，开始着手在北满四省开辟根据地，并担任北满军区司令员。期间，高岗和陈云、张闻天联名向中央和东北局发电，指出：“我独霸满洲的可能性是没有的”，应该“有计划地迅速地将武装力量及干部分散到广大乡村”“建立广大的巩固根据地”，反对“留恋大城市”。
在高岗、陈云、张闻天等同志的正确方针下，北满根据地迅速发展壮大，不久后他又兼任哈尔滨前线野战司令，组织攻取了哈尔滨。46年6月，高岗开始担任东北局副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主要负责主持东北局的后方工作。
1948年1月，东北军区成立，高岗担任东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在此期间，高岗积极剿匪，推进土改工作，千方百计建设和稳固根据地，并完成了东北军区数十万兵力的后勤保障工作。辽沈战役期间，东北一度形成林彪在前方指挥打仗，高岗在后方主持工作的局面。
辽沈战役结束后，林彪、罗荣桓率领东野大军入关，高岗则留守东北，一人身兼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三项要职，是当时六个大区唯一一个身兼党、政、军三大要职的领导人。
建国后，高岗继续主政东北，负责组织当地的经济恢复工作。高岗在任期间，东北1949年粮食产量比上年平均增长20%左右，全年工业生产总值超过原计划4.2%，并重建了鞍钢……
有人曾评价说：“金鸡报晓，始于东北。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新中国的工业与科研，也可以说是在东北首先唱响建设之歌的。”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从东北入朝。在战役持续期间，主政东北的高岗负责统筹志愿军在国内的后勤保障工作，在这一时期，他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据开国少将、东北军区后勤部副组长张明远回忆，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对东北在战争期间的后勤工作非常满意，他曾不止一次在志愿军干部会议上讲，志愿军胜利，主要是得到东北和高岗的大力支持。如果要论军功，“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七十应归功于后勤。”
彭总还说：我们后勤工作主要靠两个麻子。这里的“两个麻子”指的就是高岗和洪学智，洪学智时任志愿军副司令兼后方勤务司令部司令员。
彭总被朝方授予一级国旗勋章后甚至说：如果要论功欣赏的话，这个勋章从大后方讲应该给高岗，从前方讲应该给洪学智。我只是作为代表去接受这枚勋章。
这番话当然是彭总的谦虚之辞，但从中不难看出高岗的作用之大。
尾声：
1954年，高岗事件发生后，毛主席曾指示中央组织部：“高岗的子女由组织抚养。”
高岗的妻子李力群回忆说：“毛主席当时规定，按每个月每个孩子40元的标准发放生活费。这40元的生活费比一般干部都高啊。”期间，彭总和林彪都曾数次派人去看望李立群一家。后来，李力群在周总理的安排下进入五七干校躲避冲击，长时间都没有返回北京。
1970年冬天，毛主席指示周总理派人把李力群从“五七干校”接回北京，并按她的要求安排适当工作。
李力群最开始要求到图书馆工作，毛主席亲自交待把她调回科教组，并说：李力群在西北、东北的干部中，是有影响的人物，应该回科教组工作（她原来在教育部工作）。对于高岗的孩子，周总理也亲自安排，把他们都召回北京，按照党的政策，根据各人的条件安排工作或升学，不得歧视。此时距离高岗去世已经过了16年。
从这些事情中，我们不难看出沈阳期货配资，高岗虽然犯了一些错误，但对于他的功劳，中央一直都是认可的。